冯剑星 | 新发现《袁甲三墓志铭》考证_书法杂论

2024年4月17日《书法导报》专题

新发现《袁甲三墓志铭》考证

冯剑星

一

袁甲三病逝前后

袁甲三（1806年一1863年），字午桥，河南项城人。袁甲三先后参与了平定太平军、捻军的军事行动，屡建战功，官至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赐号“伊勒图巴图鲁” 。因战功显赫，受朝廷嘉奖，赏戴花翎，穿黄马褂。同治二年（1863），袁甲三病故于陈州，享年五十八，谥号“端敏”，葬于淮阳县西关小孟楼的袁家大坟，著有《端敏公集》传于世。

袁甲三在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至咸丰三年（1853）到安徽跟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帮办军务，在剿灭捻军和太平军的无数次战斗中，沉着谋划，勇毅伐断，最终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多年的戎马生涯，使得袁甲三一直顽疾在身。咸丰十一年（1851）八月二十八日，袁甲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细讲了自己的病情：

“再臣前因染患腹泻，心热饮食减少等症，具奏请假……当即赶紧医治，急盼速痊，讵因血气大亏，连日服药，腹泻渐止，饮食稍增而心中烦热如常，往往夜不成寐，以至触动左腿旧疾，不维运掉，未能轻灵，且举步时防倾跌，医家谓风湿痰郁于经络，非克期所能奏效”。[1]

同治二年（1863）二月，袁甲三在陈州养病，此时病情更为严重，好友徐广缙见到他时“其神明不衰,而痰盛语涩,步履维艰,心甚忧之。”[2]此时距袁甲三去世还有四个月时间。到了四月份，袁甲三已是沉疴不起，他给朝廷中奏折说：“奏为微臣病势日微，医药罔效，长辞盛世，报称无时……臣病已极危，自知不起，老母现年八十有七，奉养不终……君亲两负，痛恋交深。臣身虽亡，臣目不瞑。”[3]

同治二年（1863）六月二十四日，袁甲三病逝于陈州家中。同治三年（1864）十月二十七日，葬于淮阳西关小孟楼村。七月十七日、八月十四日同治皇帝先后下诏书，以示重视，并御赐祭文两篇，御制碑文一篇，准许陈州、临淮、淮安建立专祠。后淮安请祀名宦，河南请祭乡贤，可见袁甲三身后哀荣之盛。

袁甲三素与曾国藩交厚，彼此引以为知己。其子袁保恒曾专门致信曾国藩，求曾国藩为作墓表，曾国藩回信说：

前接手书，俗缘碌碌，有稽裁复。顷奉惠缄，具悉一切。国藩昔与尊公午翁同年大人投分最早，相知颇深。泊同事一方，共支危局，军咨往复，和衷商榷，谊可断金。迨尊公引疾以后，灭贼报国之志，至属纩而不忘，梁木云摧，可胜怆感!兹者金陵之役，上托天威，下资群力，幸获藏事。而尊公不及亲见荡平，鄙人独遭逢际会，渥邀异数，抚今追昔，愧歉曷任!六月秒小住金陵，七月杪旋皖，将上游军事布置粗定，九月初旬移驻江宁。百务繁兴，饷需仍绌。而徽、浙败贼窜江入粤，秦、豫发捻扰鄂窥皖，东南之余患未除，西北之回氛又炽。天意茫茫，未知何年果扫除氛禄，载戢载囊。

尊公表墓之文，迄今阙然未报。顾念金石精诚，旂常勋绩被于天语，孚于舆论，载于史馆，表于泷冈，自足以信今传后垂之无穷。鄙人精力孱弱，日就衰颓，学术短浅，重以荒芜，自度不足以表扬盛美。若能别倩巨手而署贱名于末，或犹愈于拙亲裁耳。

寿州一案，奉行之员办理未善，有累盛德。在尊公为日月之食，在世兄有霜露之悲。欲纳官阶，吁复祠祀，属为据情代奏谊不容辞。惟目下为日太近，转稍嫌于迫促，应俟迟之明春，请世兄备一公牍，具陈愿贬已阶以复先祀，并临淮绅民具一公禀具陈业已兴工，未可中辍，呈递敝处，以凭入告，当可上邀俞允。专泐。复问礼安。诸惟心鉴，不具。[4]

从曾国藩此信中可知，袁甲三与曾国藩之交谊。在袁甲三的《端敏公集》和曾国藩的《曾文正公集》中二人书信往来颇为频繁，涉及内容很是丰富。袁甲三在去世之前，曾特意写了一封书信给曾国藩，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七月十八日给沈葆桢的书信中说：“袁午帅仙逝，有遗函寄弟，谆谆以苗事见嘱，抄呈一览。临淮日内十分危急，义渠殆不能支。苗练发端甚微，不谓酿成如此大祸，虽曰气数，胜帅谋之不臧，亦何可逭?希庵病重不出，鄙人不得不独执其咎。数月以来，外而苗患日炽，内而饷项日绌，昼夜忧灼。惟此二端，仰仗大力将江西厘务料量一番，庶有补救顺问台安。”[5]袁甲三信中当是谈论皖北苗沛霖作乱清剿之事。但曾国藩却推辞了给袁甲三作墓表之托，认为“若能别倩巨手而署贱名于末，或犹愈于拙亲裁耳。”此时曾国藩才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公务繁重非常，加上其身体本身就孱弱多病，所以，觉得袁保恒请人代笔后，署上自己之名即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袁甲三墓表文，当非曾国藩所撰。其墓表文如下：

项城袁端敏公既薨之明年。其孤保恒以状来请为辞，于外碑公事迹。已奉特旨，宣付史馆。其清德真节，海内所共知仰，独其志有人所不及知者。

余与公相期最久，且深义，当推阐以告天下，不得辞。盖至功无形，至名无称，世相崇颂，以为不可能者，功名而已。持确然之志，万变而不可渝，功成而不必与隐任其责，而不急其名，余盖独于公见之。自广西“盗”起，余治兵于楚，公督师于淮，书来未尝不以灭贼为志，规划远大。其后兵事日棘，余崎岖江楚，公以孤军扼淮堧群贼间，几不相闻，当其时，馈饷无路，贼党环伺隙诸路，声势不相及，无可恃者，徒以忠恳感激将士。人无离心，卒全长淮阻群贼不得合从，诸军得并力平江南，无北顾忧者，以公在临淮为之障也。公既以病归，叛练起淮西，煽引流寇，公虑其蔓延，力疾办贼，遂至不起。闻其病革时，喃喃语皆军国事，遗疏犹自引咎，谓以贼遗君父，天下哀之。

呜呼！奋身赴天下之事者，鲜不有所为，而为下者求快其私；奉其上者亦翘然思自异于人，公苦身焦思无一息之安，踬而再起，不毁其守，拳拳然，惟恐负国家，至含疑蒙垢，以求有济垂殁，未尝言劳。叛练平。金陵克，公皆不及见。览粗迹者，不究事之始终，或以为功名盛著者，能轶公而过之，其尤可哀也。

已公之在军，余闻其危苦或得手书，感念畴昔，官京师，相历以道谊，其志固已皎然。久于兵间，各厌于事，公年较长虑其衰，视余且甚。今余益衰，而公墓草已宿不暴，公志以推其立于功名之先者，且重负公。若其世系爵里，宜详于志墓之文，独本其志以著于表，俾论公者，知其大焉![6]

陈州所建袁端敏公祠，有张之万撰写《陈州祠碑记》；临淮所建祠堂，乔松年撰有《临淮祠堂记》，徐鷷撰有《临淮祠堂记始末》。

值得一提的是，在袁甲三病危之际，捻军曾两次围困陈州城，史称“捻匪两犯陈州，甲三病已亟，榻前授将吏方略，击走之”[7]，此或可见袁甲三军事才能之一斑。

袁甲三墓志拓片

二

袁甲三墓志铭出土前后

袁甲三所葬淮阳西关小孟楼村袁家大坟，共计埋葬袁氏家族6人，为袁甲三与其原配夫人陈氏，后续夫人陈氏，其子袁保龄与其夫人高氏、刘氏。至建国后1968年，“破四旧”时期，袁家6人坟墓遭到毁灭性破坏。经过笔者走访和调查，先后访问了很多当事人，根据一位老先生回忆：1958年，刮“五风”，搞大跃进，生产队喂牲口，为了垫牲口铺，就有人到袁甲三墓冢上挖土。后来，挖土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到1967年，墓冢上的土被挖完，地宫石券露出了地面。当时正值“文革”，“破四旧，立四新”，竟有人带头挖掘袁甲三墓地宫。由于地宫是用砂礓、铁渣、石灰和糯米浆浇铸而成的，非常坚固，从上面用铁锤、钢钎一凿一个白点，于是，他们便从地宫石券的南侧地上挖了一个大洞，一直挖了数米深，然后从地宫石券的下面进入地宫，把袁甲三尸首从地宫中“请”了出来。随葬品也被“没收”，并被换成6辆手扶拖拉机等。

有老人亲历了挖掘现场，说挖掘袁家大坟当是在1968年四、五月份，当时麦子还没有成熟，是淮阳师范的很多学生和当地村民一起挖掘，袁甲三的棺椁是“悬棺葬法”。把袁甲三拉出棺椁的时候，尸体保存完好，肌肉还有弹性，袁保龄尸体也是如此。后其尸骨被淮阳张德声先生收集起来，葬在了太昊陵伏羲墓冢西北角，张德声先生今已去世，具体位置更无从查考。

也就是在此时，袁甲三墓志铭碑刻重新出土，在出土后不久，旋即被人砸毁。只有唯一孤本拓片存世，现藏国家图书馆。笔者多方寻访，并经著名书法家王学岭先生帮助，终于找到该墓志铭拓片。

《袁甲三墓志铭》拓片，长57公分，宽153公分。墓志盖长55公分，宽84公分。为倭仁撰文，徐广缙书丹，刘生荣铁笔。拓片保存完好，拓工精良。墓志盖内容为：“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袁端敏公墓志铭”，为徐广缙篆书。其墓志全文如下：

公姓袁氏，讳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也。曾祖讳志恭，祖讳九芝，考讳耀东，三世并封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漕运总督如公官。公少而食贫，训生徒为事。读书期大用，穷日夜，治诸经，悉通其义，为学务力行，未尝空言性道，而大义必宗向而信且好焉。故其生平言语动作不苟，而于取舍进退常有以自守也。

道光甲午举于乡，乙未成进士。授吏部主事，补精膳司，历仪制司员外郎、主客司郎中，掌司务厅印，入直枢廷供职。益䖍于天下大事，勤求处置之宜，识者知其有当世志。擢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给事中掌兵科，不喜毛举细故，然遇奸弊事必弹劾，不稍顾忌，贵显咸惮之。

文宗皇帝初亲大政，疏请益严圣敬，得旨嘉奖。至停捐输、举将才诸疏，天下传诵。其留中备览者，则有救时急务六策。又尝请，因丰北决口，改黄河归故道。虽未即行，其后河口再决，卒如公言。

会粤匪余孽窜渡皖省，吕文节公奉督办团练，知公贤，欲引共事，公以母老辞。吕公行至涿，专疏请公帮办，遂奉谕旨莅事皖军。历署凤阳府知府、庐凤颍六和滁泗兵备道、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皖初罹乱，上下莫知兵事，会吕文节公、周文忠公及大学士奕公先后星陨，公疏辞皖藩，请专理军务。奉旨以三品卿衔悉兼数公事，前后平剧盗，旋移驻临淮。

淮自咸丰三年后，数经寇乱，民气雕敝。公既至，讨军实，抚残黎，恩威济行，民不苦兵。分军捣九洑州，以规取金陵，毫匪屡图复逞，皆以时扑灭，故终公之任，皖北肃清。以功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劝惩守吏，威信大行。俄以事镌官及再起，三持将节，廓清两淮，数歼盗魁，忘身犯难，一意孤行，未尝有几微介心。

庚申秋，群夷犯顺，公力请勤王。文宗皇帝以临淮南北锁钥，非公不可，命仍留镇属淮练，蓄异志，伺隙窃发。临淮军粮运屡绝，公以忠义激劝将士，人乐为用，卒合楚师，肃清江北，遂抚定彭城、临淮数百里，去逆效顺，至今不为逆，练协从者皆公之力也。督皖师数年，佩钦差大臣关防，尝署漕运总督，兼理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海防军务，无日不在行间，然公病由此深矣。

会文宗皇帝弃群臣，公以哀感，病亦剧，屡疏请归田，且荐皖抚李公自代。皇帝以公旧臣，温旨慰留，既得请回籍。未几，苗逆背叛，皖豫震动，公即家具疏，上陈大局，旋奉谕旨，筹办团练防剿事宜。时因蒙临饥窘，复命筹粮接济。公日夜筹维，不遗余力。值事机多阻，余捻降众乘间蜂起上犯，归陈军书旁午，公力疾，指挥不少懈，遂以积劳，于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薨于陈州防所，遗疏入，上轸悼，赐祭葬，优恤如例。

予谥端敏公，事父母孝，谨笃于亲党交游，家无余赀，未尝私授人一钱，而供养施助之事必丰也。当官守职，洁己奉公，事上以诚，接下以恕，人无贵贱，皆亲爱之，虽盗贼亦曰袁公不欺人也。及开府务镇静，持大体，不尚苛察，亦不邀奇功，宣力两朝，倚为重臣。其他嘉言善行，啧啧在人口，犹于公为不足道也。

公生于嘉庆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寿五十八岁。夫人陈氏、继陈氏，皆赠一品夫人。子二：长保恒，官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保龄，壬戌科举人。以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将葬公于陈州府西新阡，请余为之铭。铭曰：

有才卓警，仪曹观政。勤宣枢省，霜台历柄。优宽绌猛，其绩载炳。出奠淮境，治以道靖。戢暴宥眚，人安己病。桑菀覆倾，袁公之井。吾铭炯炯，以鞏幽夐。遗泽孔永，贻厥后庆。[8]

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弘德殿行走、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镶白旗蒙古都统倭仁顿首拜撰。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太子太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一等子、前翰林院编修徐广缙顿首拜书并篆盖。男保恒、龄上石。富平刘生荣镌。

墓志所载文字与《端敏公集》所载基本吻合。

袁甲三墓志志盖

三

关于袁甲三墓志铭的考证

袁甲三墓志铭撰文者为倭仁。倭仁（1804—1871），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字艮峰。道光九年进士。同治初擢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授皇帝书。精研理义之学，同治间号为理学大师。曾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为顽固派代表人物。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端。有《倭文端公遗书》。

倭仁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理学家，身居要位，为同治皇帝老师。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倭仁为同考官，叶名琛、何桂清、彭蕴章、朱琦、罗惇衍、袁甲三等人皆出其门下。后胡林翼、张之洞等人亦是其门生。曾国藩也像倭仁执弟子礼，其家书中对倭仁推崇备至。袁甲三作为倭仁弟子，和其交往自是亲密无间。如他在给倭仁的信中有云：“自以受恩最重，不敢以病忘忧。极力支撑，事皆口授。然奏请，虽皆蒙俞允，而事机每致牵移，尚祈大君子通局筹维经纶，密运于豫皖大局。以大力斡旋之，不独鄙人心佩也，天下望公最重。”[9]可知袁甲三在朝中遇到诸多掣肘之事，多赖倭仁从中斡旋帮助。是以，袁甲三病逝，倭仁作为其座师，也是当时理学泰斗、同治帝师，为其作墓志铭文，为当仁不让之事。

袁甲三墓志铭书丹者徐广缙。徐广缙（1797——1869），字仲升。安徽阜阳太和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选庶吉士。历任云南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为晚清重臣之一。

徐广缙与袁甲三交往密切，而且是儿女亲家。袁甲三共育有三子五女，其四女与徐广缙之子徐煌订婚，但是未及成婚，袁甲三之女夭亡。同治元年（1862）四月，徐广缙曾携子至开封，欲秋季完婚，但不到一月，袁甲三之女病逝，“携煌儿赴汴,假馆于袁午桥亲家公寓。满拟秋间为煌儿成婚,乃抵汴不及一月,而午桥之女忽天。天之杌我,如不我克”。[10]

袁甲三督师安徽期间，徐广缙因失守武昌等地，被革职拿问，赋闲在安徽太和老家，两人此时来往更为频繁。咸丰八年八月皇帝下诏“胜保奏留兵剿匪,请派员督率等语，徐广缙着赏四品卿衔，留于怀、凤,暂行统带胜保所留官，随同袁甲三办理剿办事宜。”[11]”清朝廷让他帮办袁甲三剿匪，也是让他戴罪立功。在此期间，两人筹划剿匪军务，关系愈加亲密。徐广缙诗作中也多次提及二人交往，如《承闻袁午桥副宪雉河大捷诗以志喜》《前作意犹未尽再赋此章》，以及《袁午桥亲家赠酒两坛,存粮台处,书至而酒已送营次,颇觉耿耿于怀。越半月,忽遣健卒赍到,又大喜过望,赋此自嘲》等，足见两人交往之细节。

徐广缙传世书法之作不为多见，为袁甲三墓志所作篆书、小楷，两体尤为精彩。其篆书取法李斯、李阳冰，用笔工稳含蓄，遒劲在内，风姿远出，非一般俗手所能为之。其小楷直取二王，绍法于晋人之间。用笔纯熟自如，一派帖学正宗风范。笔者所见其行书四屏、手札之作，亦是一丝不苟，极见书法造诣之精深。此墓志小楷结体精严，笔墨灵动，于点画精工之处却能见空灵潇洒之意，可谓上乘之作，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袁甲三墓志刻石者为刘生荣。刘生荣为陕西富平南陵村人，出生于石刻世家，精于各类大体型石刻，专长勾字，铁笔生花，他的石刻技艺在当时首屈一指，被誉为“五虎上将（匠）”之首。曾复刻欧阳询《虞恭公墓志》，被誉为“下真迹一等”。后袁保恒得到岳飞《前后出师表》墨本，就是请刘生荣镌刻成碑，传之于世。其所刻袁甲三墓志，分毫毕现，与徐广缙墨本最为接近，可见其刻石功夫之精湛。

袁甲三墓志铭局部

四

结语

袁甲三作为晚清重臣，为袁氏家族的奠基之人，在晚清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墓志原碑早已毁坏，墓志拓片也珠沉多年，今得重见天日，实属不易。对于该墓志的研究和探讨，亟需进一步深入，以解决很多历史未决问题。对于该墓志的研究，不仅是对袁甲三本人、晚清历史，对于袁氏家族的历史、周口历史文化的挖掘，都有着一定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注释：

[1][3][6][8] [9] 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713，2099，143、144、145、137、138、139、140、141、142、2277

[2][10][11]李兴武《徐广缙年谱》，黄山书社，2013：335，334、350

[4][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2，179、64

[7]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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