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是有清一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绘画、书法、篆刻、著书十项全能。
不过他的惨，比起上文的老大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14岁，母亲去世；24岁，父亲去世。34岁，女儿妻子相继去世。当时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他身在福建，关山阻隔，月后才收到噩耗。这还没完，55岁时，续弦陈氏又先他而去，才30岁。
致戌牧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内人病笃，恐迟至冬至有不测之虞”
丧乱之极，仕途也不顺。赵之谦毕生愿望就是当官，不过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文曲星就没正眼看过他，直到30岁在恩科乡试中才算中举，正准备北上参加会试一展拳脚，却因战乱而计划搁浅。但是他不放弃，花钱捐了个官，可仕途的天花板也不过是个偏远县级干部，最后还死在任上。
致二哥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信中提到日夜图谋筹款捐官事宜，潘祖荫还赞助了一百金
所以众人对赵之谦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苦”字，这种印象又因为他最为人熟知的篆刻作品而深入人心。同治元年（1862 年）四月初，苦守闽中的赵之谦收到家书，得知妻女接连去世，悲痛交加。这年四月六日，他刻下了那方著名的“悲盦”印章，款曰：“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记。”——字字泣血。从这一天起，赵之谦改号“悲盦”，以纪念共贫贱、交勉以义的妻子，铭志自己屡遭丧乱的悲苦人生。
十月，他又刻“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印一，感怀痛失爱妻的悲切与凄苦。
“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
很多文章据此都认为赵之谦在生活中是苦痛且压抑的。但事实真这样吗？在上海图书馆中收藏的赵之谦信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赵之谦。那还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独自在温州谋生，留妻子在绍兴，当时浙地兵乱，他自己日子就很不好过，依然写信安慰认识没多久但非常投机的朋友江湜。信中，赵劝江凡事要看得开，要“解脱”，“勿时时忧患”。
致江湜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请今以后勿时时忧患”
他还讲到自己的情况：“每遇事之轇轕不开者，初念亦觉眷恋，转眼得空，因空得忘，故险阻当前，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吾知弢叔必定睛视，益甫必仰天笑也。”这种生活态度跟开头那位大爷颇有相似之处，也是凡事不要纠结于过去，往前看。字里行间透露出真率与机智，看得出赵之谦在流离岁月中的激荡才情。
致江湜札 上海图书馆藏
“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
在另一通写给朋友倪带铭的信中，赵之谦更是展现其幽默的一面。
致倪带铭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新春请菩萨，两次不到，殊欠慈悲。”——你可真是比菩萨都难请呀。“兹特差轿夫两名前来迎接叶舅太爷，在此专等，未知肯光降否？”——今天去接来叶舅太爷了，我俩在这儿等着，恭候您大驾光临。可见，虽然生活艰难，但赵之谦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乐观向上。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赵之谦大概就是这样一类人。他虽然热衷仕宦，但并不是官迷。相反，在江西期间，他为官干练，仁爱治民，且颇有德政。在上图的这批信札中，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赵之谦生活细节。
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手札
关于为人
赵之谦三观很正，常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十分同情劳苦大众的处境。他由鄱阳赴奉新任时，家里仆妇“以行李及其幼子不到，哭囔未已”，被其继子（寿佺）斥逐后自缢身亡。此事让赵之谦大愤怒，表示要法办继子，之后还要将他逐出家门。由于赵寿佺是过继来的，“若係亲生，定即处死”。在信中他直言“弟平生不欺穷人”，足见其品性。
致倪带铭札（局部）上海图书馆藏
“弟平生不欺穷人”
在公务上赵之谦更是不畏权贵，他在江西任职时，广昌童生一再闹事，当时的教官谢增龄仗着与知府陈廷宪关系好，屡屡包庇闹事者。但赵之谦就不怕，在给同僚的信中表示要严惩此人，“为国家除暴”。
致德斋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为国家除暴也”
也是因为这种刚硬的性格，让他在江西官场上格格不入，始终未得升迁。
关于篆刻
赵之谦的篆刻最为后世所称道。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有开创之功，但也仅此而已。真正融会贯通并将之推向高峰的是赵之谦，他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广泛摄取古代金石文物元素，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20世纪日本最伟大书法家之一的西川宁曾打算为自己刻“赵家之狗”印，可见对赵之谦的喜爱程度。但是，他本人却很看不上刻印，留下的作品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作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僚友人跟他软磨硬泡来的。在上海图书馆的这批信札中，我们就能窥见一二。
致宗源翰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篆刻久不作”
宗源翰曾数次向赵之谦求印，赵在前面的信中还推脱，又是“篆刻久不作”，又是没带刻石头的工具。
致宗源翰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箧中又无刻石具”
后来大概是拗不过，第五封信中说到“刻印破例”，还约定一年之内一定给他刻好。这是他在同治八年左右，再次离京南下图谋筹款捐官的时候写的，当时诸事繁多，无心篆刻，故有此说。也有可能是心灰意冷之后，早在同治八年（1869）前后已经萌生“封刀”之意。
致宗源翰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刻印破例”
赵之谦书法
赵之谦的书法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很受欢迎的，尤其以何井荃庐、西川宁、青山杉雨、小林斗盦在到现在活跃于日本书坛的新井光风、樽本树村、高木圣雨等等，整个日本关东地区的书法篆刻界几乎都受赵子谦影响。这离不开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的丁仁的支持。他从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和吴隐一起编辑出版了十集《悲盦剩墨》，对推升赵之谦作品的社会知名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说，这书出来的时候，一时间洛阳纸贵。连带着，赵之谦“所作书牍堂判，片纸只字，人皆珍如拱璧”。值得一提的是，丁是魏锡曾的外孙，而魏锡曾又是赵之谦生前为数不多的至交。赵之谦的书法风格在其一生中发生过几次转变。他早期书法由于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颜字味道很重，甚至看得到何绍基的影子。如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赵之谦致江湜书札 上海图书馆藏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録》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颜书转向北碑。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后，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致王晋玉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赵之谦到江西任职期间，已经是他的晚年了。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无所顾忌，心手两忘。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
致唐仁寿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赵之谦手札真实地记录了赵之谦书法风格的前后转变。
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尺牍
赵之谦一辈子的信札，传下来的也不过600多通，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流失国外。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赵之谦尺牍在其传世墨迹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不过这些尺牍平时秘藏宝匣，即便是馆内人员也轻易不得见，此次有赖止观书局牵头策划，与上海图书馆合作，将馆藏赵之谦尺牍整理出版。《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亦或是从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角度而言，都是意义非常的。
首先，这套《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是首次被系统性的鉴别整理，共计整理出手稿147通，存疑60通。故录入赵之谦的尺牍真迹87通总计161纸（含名刺）完整刊布。件件皆为精品，其学术与艺术价值极高。
这些信札分别是致江湜5通（一封缺上页）、王晋玉2通、胡澍1通、鲍康1通（缺上页）、潘祖蔭1通（附跋文1则）、赵藹庭10通、戴望5通、唐仁寿6通、胡培系6通（两封有缺、一封有沈尹默题跋）、宗源瀚6通、许增1通、谭献1通、倪带铭12通、方少庵2通、欧阳文卿3通、蔡耀翁3通（一封缺页）、赵子安大侄2通、同僚友朋11通及佚名9通。
信札中涉及大量赵之谦的生活细节，对我们研究赵之谦的生平及文艺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致鲍康、唐仁寿、宗源瀚、倪带铭、欧阳文卿、蔡耀翁等，均是第一次发现与赵之谦有书信往来，是赵之谦生平交游的重要补充。
致鲍康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致唐仁寿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致宗源瀚手札 / 名刺函 上海图书馆藏
致倪带铭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致欧阳文卿信札 / 名刺函 上海图书馆藏
致欧蔡耀翁信札 上海图书馆藏
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本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信札都是赵之谦与友人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其中5通致戴望书札，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录入《汉学师承续记钞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兰（壬叔）、冯登府（柳东）、徐养原（心田）、严元照（九能）、严可均（铁桥）、丁杰（升衢）、施国祁、杨凤苞、张鉴（秋水）、张星鉴（问月）、凌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证赵之谦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这些信清晰地反映了赵之谦的学术理念。
文字中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反“理学”；既不主张“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麟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于众，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同气相求”，“虚怀相接”。
致戴望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书中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局所写。
第一封信中説：“其时正值学使李公试毕返省，又兼有阅经训卷差，终日奔走。”又为戴望遗作《颜氏学记》求李文田作序，“似不肯作，以系弟代求，学使即须逊让，然亦难得，不作序无碍也。”根据信中内容，同治十二年（1873）李文田尚在江西任学政，与赵之谦有密切往来。
致唐仁寿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第二封信中写到“啸老归去，书局诸君有不仍权与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局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 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麟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
由上可知，刻书是赵之谦念兹在兹的事，在他看來，是关系到“二千年气脉”之大事，尽管经济拮据，仍竭尽全力谋刻种种罕见书籍，与其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同一目的，力挽狂澜，匡正时风。
以上我们对赵之谦一生的学行，以及本书的价值做了简略的表述，他一生的遭际，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味与感慨！如果赵之谦能够谀事上官，也应该能某个好差事，及时升迁。如果赵之谦心甘情愿的画画、刻印、卖字赚钱，也不至于如此艰难，但他在《二金蝶堂印谱》中自题“今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学，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他的人生目标是走仕途、立功业、报国家、显父母，但傲不群的性格，故难以宏图大展，终困顿以没。如果赵之谦的家族，稍微顺谐一些，他也不至于如此。可是他的母父、幼女与爱妻，都早早撒手人寰，继配也早他而亡。兄长又不善治产，养子逼死人命，惹下大祸，赵之谦四处奔波，疲于应付，终身为家事多拖累，少有喘息之时。如果赵之谦放弃金石碑版的收藏，放弃刻书，那么他也会相当裕如，但是他宁愿节衣缩食以椠行书籍，所刻之书在今日看来多具有抢救文献的性质。赵之谦一生之不幸，可谓至矣！但世上少了一位骄奢淫逸的贪官和卖字鬻画的匠人，而多了一位风格独到、承前启后的书画篆刻大家、多了一位学通古今、著述等身的学者、多了一位风骨铮铮、孝悌悲怀的豪杰。由此而言，赵之谦又是何等的幸运，我们又是何等的幸运！
竹檀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