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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成石经》原石高清图

2021年02月21日 20:50:508748人参与0


开成石经》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极其伟大的文化工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推进正字运动、完成儒家经典框架、促进雕版印刷技术流行等3大方面。

首先,《开成石经》的汉字准确率是同时期其他写本综合水平的100倍。这个数字是根据各种文本资料当中的异体字、错字概率统计而成的。

在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前,大部分的书籍都是靠撰写和抄写而成,因此根据书写者不同的习惯和需要,经常出现一字多体的现象。

《开成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在文字校订上用力颇深,异体字出现率极低,极大地推进了古代“书同文”文字大一统的进程。可以说,今天流传下来的这套标准的繁体字,离不开《开成石经》对其字体确立的贡献。

其次,《开成石经》作为一套“古代高考教科书大全”,对儒家经典的框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儒经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源,它们承载着中国古代的“普适价值”,在老祖宗那里可谓“圣经”。

唐朝《开成石经》以12种经书为框架,第一次将《尔雅》确立为儒家核心经典,使其成为科举考试的“必修”内容。

其余11部经典分别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和《孝经》,按唐朝的习惯也被称为《九经》。其中,我们今天能找到的《尚书》最早版本,就刻在《开成石经》的几块碑石里。

另外,《开成石经》可被视为雕版印刷发展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预演”。它与其它石碑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版式是根据印刷书本的需要而设计的。一般的石碑碑文并不分栏,碑体有多长,一行文字就刻多长,拓印出来极难阅读其内容。

而《开成石经》每行都只刻10个字即换行,拓印出来可以很方便地裁成适合阅读的书本。这种行款设计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传拓,得到雕版印刷的借鉴。在此之前,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影响力极小,仅被用作翻印佛经等少数内容。

《开成石经》的刻制,是第一次将需求量庞大的儒家经典与印刷术紧密结合,为雕版印刷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古代文化工程的千年物证

当今的学术界将《开成石经》视为国宝级文物,可是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些刻满儒经的石碑或许有着比这更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一共只有7次大规模刻石经的记载,除清《乾隆石经》之外,有5经皆已残损不堪,唯独其中第3次刻经之成果、规模最为宏大的《开成石经》能完整地保存到今天。

石经的故事还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讲起。汉朝将儒家思想法定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便顺理成章地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一切是非论断都以《六经》为参考标准。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家图书馆里的儒经标准版本却被偷偷篡改了。议郎蔡邕等大臣于是在熹平四年(175)提议,要“正六经文字”,并将“正版”儒经刻在石头上。他们在洛阳太学完成的《熹平石经》,成为了历代石经之滥觞。

三国时期,曹魏曾刻《正始石经》,是为史上第二次刻经。此版本特色在于使用了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字体,是故亦称《三体石经》,有别于只用隶书一体的《熹平石经》。在此后将近600年里,历朝历代再无大规模刻经的记载。

直到隋唐时期,儒家经典的地位由于科举考试而愈发重要,可是民间各种手抄本鱼龙混杂,在字体和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一项统一各儒经版本的文化工程实属势在必行。

唐宪宗一朝的“元和中兴”使大唐从安史之乱的创伤中恢复了些许元气,文化复兴的工作渐渐重要起来。到了文宗一朝,“牛李党争”之中注重经学正统的“李党”领袖、侍讲学士郑覃站了出来。

他于大和四年(830)提议:“经籍刊繆,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巨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石太学,示万世法。”

因为郑覃在党争中失势,石经的工程直到3年后——“李党”的李德裕复出为相,郑覃入御史大夫时——才开启。在大唐政界与学界两位一把手的主持下,《开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大功告成。

作为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开成石经遵循严格的计划和程序:从校对比勘、正字到书写、刊勒上石等全过程,都实行了层层把关的官员问责制度。他们当中,仅仅结衔列名于石经末尾的就有12人,而史书记载参与的人数则更多。

“校对比勘”可以算作准备工作,它为石经提供了内容,而“正字”则是确定书写经文的标准字体字形。

经文确定以后就要开始“书石”,它包括采石、书丹、校勘、覆定等过程。采石由唐代主管碑碣石刻事务的官署将作监下设的刻石署执行,石匠选取上好的“富平墨玉”,将石材切割、打磨为石本统一的规模形制。

负责于石本上书丹的有艾居晦、陈玠、段绛等4人,另有校勘官员监督其文字和书写规范。覆定是由郑覃带领的高级官员操作,在校勘的基础上再详加审定经过书丹的文本,再度统筹规范。

刻石阶段是最后的镌刻工序,这项工作由隶属于将作监及中书省的玉册官负责进行。唐代负责刻石官署的数量较前朝增多,刻工家族技艺稳定传承,这些都保证了刻工水平的整体提升,确保了书丹上石的墨迹笔法神韵能够在石经中得到较好的呈现。

虽然书石的4位官员并非大书法家,但他们的书法风格也体现了晚唐瘦硬的书风,是故明人有云:“(石经)用笔虽出众人,不离欧(欧阳询)、虞(虞世南)、褚(褚遂良)、薛(薛稷)法,要非今人所及。”

西安碑林相互成就的国宝

然而,如此伟大而贵重的一组国宝,其身世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战火和天灾的洗礼,最终稳稳地坐落在专门为其修建的西安碑林之中。

陈根远表示,《开成石经》能够如此完整地保存到今天,这不仅是一件文物的幸运之事,更体现出石经和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他说:“摸着石碑仿佛能感觉到先辈们的体温,经文里的内容是他们流传了几千年的智慧。”

原来,在《开成石经》刻成后不久,唐朝迎来了新一轮的政治动荡,险些使石经与大唐帝国一同沉沦。天祐元年(904),朱温(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并严重毁坏了长安城。

后来,驻守这里的节度使韩建出于军事需要,放弃原有外郭城和宫城,缩为“新城”,处于宫城国子监里的石经遂被委弃于荒郊野外。

五代朱梁时,刘鄩守长安,其幕僚尹玉羽请求将《开成石经》搬入城内,但刘鄩忙于抵御宝鸡的割据势力,以“此非急务也”推辞不就。尹玉羽灵机一动,说敌人可能会把石碑敲碎做成炮弹攻击长安城,顺利说服长官开动这项颇费人力物力的工程。

当时,陕西路转运副使吕大忠认为,兴建学校,尊经重道为首要急务,故建议将石经徙至西安府学北牗,即今西安碑林现址。

可以说,碑林因《开成石经》而成立,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博物馆,而石经则因碑林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护,得以在长安城不再是政治中心、远离战火之后流传到今天。

美中不足的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造成了《开成石经》部分倒损。万历年间,官方曾为破损部分补刻文字97石。

清人甚至挨个选取石碑上的字体,拼接、补刻成了一部《孟子》列于其后,是为第13经,可见《开成石经》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可见其重要性。不过,由于古代纸张稀缺,石经拓本难寻,我们今天能找到的原拓只有地震之后的,想要一睹破损部分的原貌已是希望渺茫。

这次来到深圳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开成石经》民国精拓本原件中的8张《周易》拓片。全套精拓本系“翰墨堂碑帖局”段绍嘉先生上世纪60年代捐献,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一同参展的“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影印本系以此为底本,并由碑林博物馆18名专家及文物出版社资深古籍编辑专家历时两年完成,是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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