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书法篆刻七十年特展前言及参展名单_赛事揭晓_书法大赛评审结果

海上书法篆刻七十年特展

前言

顾工

艺术的繁荣和文化的聚集息息相关，而文化和经济、人口又紧密联系。上海1843年开埠，仅仅用了几十年，从东海边一个小县城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列为特别市（直辖市），此时，它已经是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近代最为重要的书画流派——海派也已形成。尽管海派书画代表人物吴昌硕在这一年谢世，但是海派艺术的市民化、通俗化、职业化特征和开放包容性继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书画家纷至沓来。“海派”之“海”，在汉字文化语境中有着多重寓意，既代指上海之地名，又隐喻百川归海、鱼跃龙潜、博大精深，且具国际交流之便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1958年，国家把江苏省的嘉定、宝山、松江、奉贤、南汇、川沙、崇明等十个县划归上海，使上海的市域面积增加了十倍。建国七十年来，上海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等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一直保持着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上海制造在很长时间里是中国工业产品的标杆。而在文化领域，上海的场馆、团体、名家资源虽然总体上不及首都北京，但在某些时段和某些文艺门类上，上海也曾经星光灿烂，执东南之牛耳。书法和篆刻，就是上海一度领先于全国的艺术领域。

钱瘦铁作品《隶书四言联句》

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书坛，有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三位帖学主将，在晚清碑学大盛之后推动了对二王书法价值的重新审视，使二王书风成为上海书坛的主流。他们的理论文章和教育实践，如沈尹默《二王书法管窥》、潘伯鹰《书法杂论》，对年轻一代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还有黄葆戉、马公愚、吴湖帆、朱东润、邓散木、丰子恺、王蘧常、朱复戡、顾廷龙、陆俨少、唐云、谢稚柳、翁闿运、赵冷月、胡问遂等名家，各具个性面貌，体现了上海书法多元兼容的态势。当代书家周慧珺、韩天衡、洪丕谟、周志高等人，在创作、学术、出版等方面有重要贡献。

篆刻领域，继民国巨擘吴昌硕、赵叔孺之后，建国以来上海有王福庵、钱瘦铁、邓散木、来楚生、陈巨来、钱君匋、沙曼翁、方去疾、高式熊等大家，阵容堪称豪华。在著名印学团体西泠印社中，上海篆刻家王个簃、钱君匋、方去疾、程十髪、韩天衡、童衍方先后担任副社长，韩天衡还应邀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首任院长，这些都体现出上海篆刻家的巨大影响力。另有吴颐人、陈茗屋、陆康、刘一闻、徐正濂、孙慰祖、黄连萍等人，均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驰骋印坛的名家。在他们加持下，上海篆刻长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在全国首届至四届篆刻艺术展，上海以占全国不足千分之一的土地、不足百分之二的人口，入选占比皆超百分之十，与江、浙并列全国三甲。

邓散木作品《隶书知足能忍四言联》

翁闿运作品《行书七律横幅》

七十年来，上海书法篆刻领域有许多首开风气的事件，例如：1955年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成立，公推王福庵为主任，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书法篆刻社团；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沈尹默任主任，成立了理论、辅导、篆刻三个专业组，并与上海青年宫联合举办书法篆刻学习班，此即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前身；197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杂志试刊，是中国第一本书法类刊物；1979年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书法理论刊物《书法研究》，推动了书法学术的前进；1979年《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开启了自由投稿的书法大赛的基本格局，许多获奖作者，日后都成了各省书法的领军人物；1981 年《书法》杂志与中国书法家协会、绍兴市文化局联合举办“首届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开全国书学讨论会之先河；1983年《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群众篆刻征稿评比”，在中国书协举办全国篆刻展之前，推出了一批篆刻名家……这些开时代风气的艺术活动，对当代书法篆刻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也巩固了上海书法篆刻的优势地位。

叶潞渊作品《篆书三言联》

章汝奭作品《行书杜荀鹤送人游吴》

由此，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的上海书法篆刻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大致上对应三代人：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文革结束（1949-1976），是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王蘧常等群星璀璨的时期，上海书法篆刻实力在全国处绝对优势；第二阶段是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1977-1999），是宋日昌、谢稚柳先后担任上海书协主席的时期，当时的中青年名家周慧珺、韩天衡、张森、周志高等已具全国影响，上海书法篆刻整体实力继续保持领先；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2000-2019），全国各地艺术活动蓬勃开展，上海书法篆刻的发展相对迟缓，进入调整期，周慧珺、周志高、丁申阳相继担任上海市书协主席，为重振上海书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洪丕谟作品《行书游于艺》

如果追溯上海书法的历史，四百年有董其昌开创松江派，六百年前有杨维桢避难松江，一千七百年前有陆机写下《平复帖》。但这些都是名士个体的光芒，而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上海书法篆刻的兴盛，则有赖于社会机制的支撑，方能呈现众星璀璨、百花争艳的群体效应，使上海书法篆刻走在了全国前列。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四端：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众多文化机构，吸纳了许多外地籍艺术名家。上海的发展本就依靠大量外来的人、财、物，无论是政商精英还是文化名流，多是外地人，故而上海有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包容心态。如1953年成立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聘请了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为馆员，包括沈尹默、吴湖帆等，发给生活费以保障其生活。1956年筹备、1960年成立的上海中国画院，陆续吸收了很多在沪名家为专业画师，其中擅长书法篆刻的有：王福庵、沈尹默、马公愚、吴湖帆、钱瘦铁、王个簃、丰子恺、来楚生、沈子丞、陈巨来、白蕉、叶潞渊、陆俨少、唐云、谢稚柳、翁闿运、胡问遂、程十髪、周慧珺、韩天衡、张森、童衍方等，这是建国以来上海书法的主力阵营。此外，郭绍虞、朱东润、王蘧常、沃兴华供职于复旦大学，潘伯鹰供职于上海文管会，顾廷龙供职于上海图书馆，吴朴、刘一闻、孙慰祖供职于上海博物馆，方去疾、高式熊、吴建贤、周志高供职于上海书画出版社，钱君匋供职于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些国有文化机构设立的岗位为上海书法篆刻的薪火相传提供了保证。

胡铁生作品《楷书白发丹心尽汉臣》

其次，上海的高等艺术教育培养了许多青年艺术人才。民国时期的上海美专、新华艺专声名遐迩，是全国各地美术学子的向往之地，所培养学生在建国后大多成为美术书法界的骨干力量。可惜新华艺专于抗战期间被迫停办，而上海美专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浪潮中迁离上海（后更名南京艺术学院）。为适应美术教育需求，1959年成立了上海市美术学校（中专），次年升格为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1983年并入新组建的上海大学，命名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开设了书法本科教育；后来，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也开设了书法硕、博士教育。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文联共同创建了“上海市中国书法研究中心”，推进上海高等书法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宋日昌作品《行书开路先锋增强后劲》

第三，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为书法艺术发展起到了巨大助力。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社多达近百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即后来的三联书店）都创立于上海，对弘扬民族文化贡献卓越。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通百姓无缘目睹名家书画真迹和碑帖拓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许多书法经典碑帖、印谱和学术类、技法类图书，对全国各地的书法篆刻爱好者无疑是艺海津梁。此外，上海书画出版社不仅注重书法篆刻图书出版，还通过出版推动了全国性书法篆刻活动的开展。1977年试刊的《书法》杂志，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单月发行量最高达40万份。紧接着，《书法》杂志编辑部编辑出版《历代书法论文选》《现代书法论文选》，策划举办“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全国群众篆刻征稿评比”“首届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书法的复兴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吴建贤作品《行书青松威凤五言联》

第四，上海艺术市场发达，依靠鬻艺可以谋生。从晚清时期开始，上海就是一个四方人口辐辏的消费城市，如今仍然名列中国十大消费城市的榜首，市民的消费意愿和购买力很强。当年吴昌硕、康有为、章太炎、赵叔孺、王福庵、方介堪、陈巨来等众多名家在上海都是靠挂单鬻艺为生，沈尹默在抗战结束时辞去国民政府职务定居上海，也是因为上海的生存便利。如今，上海的艺术市场仍然活跃，有朵云轩等老字号书画店，有众多艺术品拍卖会，顶尖的上海艺术家受到市场热捧，许多职业艺术家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艺术作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经济回报，完善的艺术产业链能够激发更多年轻人学习艺术的动力。

王福厂作品《临金文四条屏》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我们举办“海上书法篆刻七十年特展”，重温名家真迹，回顾光辉历史，也期待上海书法篆刻的的美好明天。我们原拟选择70位寓沪代表性书法篆刻家作品参加展出，后根据多方建议，增加到86人（含已故53人），始于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止于上海市书协最年轻的副主席张卫东。然因七十年来上海书法篆刻名家众多，遗珠之憾在所难免，亦请各界见谅。百余件展览作品主要来自韩天衡美术馆收藏以及作者本人，并得到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大力支持，慨允借展20件藏品。仰瞻莫及，贤圣可希，众多前辈大师的艺术佳作是上海书坛的宝贵财富，激励后来者不断努力，再创新的辉煌。

（作者为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文学博士、国家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