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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贤伦 | 书法修身的大传统与书写风格的个别化

2019年09月11日 21:38:522013人参与0

鲍贤伦

引言:

中国当代书法实践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书法人口的大幅增长和书写技法基准水平的明显提高。但也可以看到在创作层面上粗鄙化和平庸化的不足,形成这种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只注重笔墨,忽略了“人”肯定是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说,当今书坛的缺失,在于轻视了人的修身与养性。这既有悖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也不利于当代书写风格的创立。

鲍贤伦在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成立仪式上做主旨演讲

一、书法修身的大传统

道德修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而书法在中国文化中修身特征是最为显著的。儒学“五经”从形成那天起,根据经典修身就和经典书写水乳交融不可分离。不仅字的写法和圣人的言论有关,甚至一个儒者如何去写一个字也就成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字的字形与笔法被与道德规范对应起来,写字的意念与向善的意志同构,书写结果成为和书写内容不同的另一种存在,书法审美标准中渗透着儒学道德修身的核心价值。书写汉字的过程也被置于实践儒家道德“修、齐、治、平”“经世”之修身大链之中。

汉末,草书兴起,书法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即将确立,而历代书论的开篇之作《非草书》问世,它以儒学道德要求对草书进行了贬低,直至魏晋玄学的出现,草书才获得了新道德修身价值。后因玄礼双修的确立,重归儒学大传统。我们熟知的“书为心画”、“书如其人”、“心正则笔正”、“古代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等等,其实都是中国书法审美标准中修身大传统的反映而已,而这个传统于今已如隔世希音。

二、书写风格的个别化

书法至魏晋五体确立,结束了与字体演变的相伴而行,走上了单纯书风演变的途径。一方面,循着先秦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维系着书法修身大传统,另一方面从书写内部逻辑推演出个别性的审美合理性。按今天的话来说,书法史成了书写风格演进史。

所谓风格,不仅是形式倾向,更是旗帜鲜明的价值判断:开拓审美新领域,提供审美新经验。它不仅依靠书写技法,更依赖书者性情。所谓性情其实就是书者的修养、才调、风度、人格气象在作品中的生发。性情当然是主体的,技法看似客体的,其实所有真实发生的技法都是书者性情筛选过的保留痕迹。技法和性情本来是一体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性情对技法有着容易被忽视的选择和导向作用。试问什么才是最好的技法,能掌握多种体式的技法,固然是书写功力的体现,但功力深厚的最重要的价值判断却在于能否写到书者性情的最深处,写到他人不能的“这一个”。一个书家要主动进行多样化的书写试验,但根本目标仍是寻找与自己性情最契合的笔墨方式,而不是叠加多多益善的技术能力。只有“这一个”才有可能称之为风格,风格必须是“这一个”。或许可以说风格不是向外“创造”出来的,而是向内而“发现”成功的。性情修养贫瘠者,彼此相近而雷同;性情修养充盈者,方能各自变化而生动。风格就是超凡脱俗,风格必须个别化。

“用砚底隔宿墨滓刷字如此:笔在留走之间。”

结语:

  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并赋予中国书法修身的大传统。这传统中“正人伦”的核心价值,似乎有“宏大叙事”的倾向,而且于今已是“一息尚存”。但在“风格论”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了“性情说”的极端重要性。当我们把两者放在一起考察,便发现从“修身”到“养性”仍然有着关联的脉络,虽然前者宏观些,后者微观些。特别是它让我们看到:书法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书法问题,书法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书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表现人性的丰富性。这对我们思考如何促进书法繁荣应该有所裨益。

2019年9月3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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