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的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所以，学习书法就应首先对汉字、对汉字发展的源流正变有深人的理解。篆书正是处于汉字“源”头，可以清楚地看出“六书”的法则，看到我们祖先创造文字的智慧。所以孙过庭在《书谱》中要学书者:“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就是说我们习书不能局限于一体，应通过对各种字体的广泛涉猎，来领会各种字体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笔法变化的奥妙，而这首先要“旁通二篆”。篆书从甲骨文起，至秦统一文字，最保守的估算也有约1200年，几乎占了整个书法史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秦以后篆书不绝如缕的流传与发展，可以说，篆书艺术贯穿于整个书法发展史。虽然汉代以后，由于隶、草、楷、行各种字体的产生并广泛应用，它逐渐丧失了“正体”地位，退出了实用的领域，但它在一些庄重场合仍作为首选的字体，徐铱在《重修<说文>序》中云:“若乃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箱著之金石，至于寻常简犊，则草隶足矣。”可见一直到唐宋以后，篆书仍有它的用武之地。绝大多数的碑额、墓志铭盖都以篆书书写。直至今天各种印章的印文仍用篆书，这种古老的字体，本身具有雍容浑穆、端庄典雅的风格，对于书法艺术、金石篆，刻，篆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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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国展篆刻入展作品
篆书既然是各种字体的源头，必然对各种字体有内在的、深刻的影响。首先是隶书，隶书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已有萌芽，但主要处于“佐书”的地位，以其相对的简略、快捷为人们所乐于应用，而获得发展，至西汉末逐渐臻于成熟。但还要受当时官方的正体文字—小篆的制约，直至东汉许慎写《说文解字》时仍以小篆为字头。汉朝人即使写隶书，也心存篆法，所以后人总结“非究于篆，无由得隶”是很正确的。清人桂馥曾云:“作隶不明篆体，则不能知变通之意。”可见篆隶书有着直接的联系，若没有篆书基础，隶书也很难写得高古。汉代的《石门颂》、《西峡颂》等摩崖用笔全是篆法，有时甚至直接用篆书的结构以隶书笔法来书写，清人的隶书也多采取这种方法。
即使楷行书，也可看到篆书的影响，笔法上，历史上有不少以篆书笔法人楷、行书的书家，唐代大书家颜真卿，楷书端朴厚重，行书亦浑融遒古，他用的是“外拓”笔法，折笔圆转，如折钗股。这种“外拓”笔法即是从篆书笔法演变而来，米莆在其《书史》中称颜真卿行书有“篆箱气”，应是指他的(争座位》等帖，笔法如融金出冶、火著画灰，确如写篆搐一般。颜真卿的先辈多治古文字与训话之学，精通篆摘，其先祖颜之推、颜师古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学者，他本人也精通文字学，故颜真卿所书诸碑上的字形极为讲究，如“岂”字作“壹”，头上的“山”倾斜，来自篆书“益”;“明”字作“明”，左不从‘旧”而从“回”，也来自篆书的结构，这种参考篆书结体来写楷书的方法，自清初小学兴起后，在文人中颇为流行。
草书表面上看与篆书相距甚远，而实际上它起源于西汉，许多.草法来源于篆、隶书。如:“武”、“夜”、“鹿”、“求”等字。笔法亦有相通处，如“颠张狂素”皆为唐代狂草大家，他们的草书，行笔中少顿折，弱化提按，多圆转，笔画粗细变化不大，亦关乎篆法。由此可见无论研习哪种字体，都应“旁通二篆”。
篆书在清代邓石如之后，再度复兴，特别到吴大撒、吴昌硕之后，擅长大篆的书家日多，这与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与商、周青铜器的大量出土有关。更与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有关，使珍稀的拓片与器型，都能丝毫不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大大地方便了工具书的编纂。这些条件是前人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应当让篆书这种古老的字体再度辉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