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贤伦，男，著名书法家，浙江鄞县人，1955年1月生于上海，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读中学时自学书法绘画，1974年师从徐伯清为入室弟子，临习楮遂良楷书，孙过庭草书及徐氏小楷，1978年就学于贵州大学，得姜澄清先生指导，涉猎书史、书论，1980年又得陈恒安指教，于汉碑、魏碑、汉简临学尤勤。书作多以汉碑略参简书笔意出之，笔势灵动，浑穆而润雅，偶作草书亦于“二王”法外略参简书意趣。作品入选“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中日书道艺术交流展”、河南“国际书法展”等，收入多种作品专集，获“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并在《书法》杂志等发表。书法论文被收入《浙江书法论文选》。
历任绍兴师专中文系副主任、主任，绍兴市书协主席、文联副主席，绍兴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浙江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隶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鲍贤伦任浙江省文化厅巡视员，免去其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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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贤伦：书法之“法”的背后，更多是人的问题
鲍贤伦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中断的文明，那么“汉字”与“汉字的书写”功莫大焉。有此言者，内心必然有一种对于汉字的敬畏。如沃兴华所说，鲍贤伦先生的字，平淡中有奇崛昂藏之气，结构造型别具匠心。不过看起来微妙，很多人看不出来而已。也是对汉字的敬畏，促使鲍贤伦走了一条自己个性与书法共性不断“互相纠缠、碰撞、妥协”的“充满风险”的发展道路，他认为汉字一定要有风格，而风格是人、书的互相成全，是和性情有关的。确立个人风格需要宽阔的眼界、严谨的思维、敏感的心灵以及果敢的勇气，这其中有理性因素，也有感性因素。如何保持个性，形成一家之面貌？今天的这篇文章给我们一种详实的答案。
法度指一门成熟艺术的技术规范。法度在古代，不在当代；在遗物遗迹中，不在理论中。“语境”的变化，使入古极为困难，其中入古的关键两点：解读能力、转化能力。总的来说，入古的目的，是把法度内化为自己的能力。
真正入古了，出新也在其中了。入古之行伴随终生，并非“打进去、打出来”两段论。技术规范的法度固然很重要，但艺术之“术”异于科学技术之“术”。科技之术“标准化”，千人一统；艺术之术“人性化”，千人各异。科技之术追求物质生产的高效，艺术之术为了人性表达的深入。
“书如其人”，就是如其性情，就是作者修养、才调、风度、人格、气象在作品中的生发。
性情有先天的，有后天的。我们无法选择“与生俱来”的那部分性情，但后天的自我养育很重要。比如通过文史哲的学习和为人处事的实践来涵养自己的心性。
性情会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和反映出来，这就是作品的“气息”。学问主要是通过“性情”这个中介转换才作用于书法创作的。法度不能替代性情，性情也不能替代法度，但性情有时选择法度：选择契合性情的审美倾向，选择符合审美倾向的技法。
古人所谓“学书在法，其妙在人。”人的丰富性是书法多样化的内在依据。如要寻找传统书法的当代价值，“风格”是比较可靠的选择路径，因为它是内生的，而非外部输入的。风格不仅是形式倾向，更是旗帜鲜明的价值判断：开拓审美新领域，提供审美新经验。
风格的产生既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也是主体意识不断选择、提炼、强化、调整的过程。风格产生在法度与性情的缝隙之间。是共性与个性、客体与主体间的互相纠缠、碰撞、妥协的产物。
风格的雏型产生于瞬间，是在两者“博弈”中的取舍、定夺，不是理所当然，更不容犹豫不决。风格产生也无所谓早晚规律，一般是在“自家面目”上的发展完善。风格之路充满风险。
确立个人风格需要宽阔的眼界、严谨的思维、敏感的心灵、训练有素的肌肉神经以及果敢的勇气。其中有理性的因素，也有感性的因素，最关键的是“史”的意识。风格需要在足够的纵深和足够的宽泛框架内才可言说，光写字是写不出风格来的。
书法创作既是书法（法度）问题，也是人（性情）的问题，风格是人、书相互成全的结果。人与书法在相互作用中完成文化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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